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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张友红
这个处于渤海边缘的小村子，自古以打鱼为生。现在，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，村民们无鱼可渔，只好转战陆地。几代人的营生，在这代人身上开始转型。
昔日繁华的湾子口渔港变得生意冷清。中国周刊记者／张友红 摄
朝着腥味最浓的地方走，到了村西头，就知道这个村为什么叫湾子口了。
这里有一片滩涂，凹进陆地，形成一个湾，水很平静，船可以在这里避风。这片不大的湾，让周围的村子嫉妒，也让湾子口很早就成了远近闻名的“捕捞大村”。1996年，湾被建设成了渔港，附近村子里的船也都来了。
“早些年，凡是有船干捕捞的家，都很富。一年一二十万是很正常的。”村里的捕捞大户崔洪钰对《中国周刊》记者说，好的年头，他十来天就能赚十几万。
他说的一年，实际上是半年。春天开海三个月，秋天开海三个月。半年里，只要出海就有钱。于是，每年开海的时节，也是渔港最热闹的时候。
今年9月1日开海，已经十几天了。这个位于山东蓬莱、渤海湾边缘的渔港，却出奇的安静。
堆放在水泥地上的小鱼虾，渍出一大片油花花，油和水掺在一起泛出各种颜色，一圈一圈荡在地上。渔港的总经理崔洪锁说，“这是油，这两月才有。”这两个多月，正是康菲渤海漏油事件爆发的时间。
其实，村民们担心的，不只是漏油的影响，还有近些年来愈发严重的“渔荒”。他们不知道，对于海洋生物锐减的现象，专家们称之为“海洋荒漠化”。
但他们清楚，祖祖辈辈打鱼为生的渔村，已经渐渐无鱼可打了，湾里也开始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安静。
崔洪锁站在渔港偌大的水泥平地上，等了半个小时，下午一点钟左右，湾子里终于有了动静。
清闲的渔港
“船回来了。”
崔洪锁两手套着裤兜，看着海上，抬了抬头。
远处，两艘船，哒哒哒地响着马达。这是两艘40马力的渔船，在渔港里算是中等偏大一点。刷着绿油漆，插着小红旗。
“就等这俩船了。”崔洪锁看了看船，估摸了一下，“一个船，打了有五六千斤吧。”
船停稳，站在船头的牛师傅已经点上了烟，叼在嘴角，两手忙着扯绳子。
“怎么样？”崔洪锁要确认一下自己的估摸。
牛师傅撇了一下嘴，使劲摇头，烟头跟着翘了翘。一个声音从船尾传过来，“四五千斤吧。”
船是打海蜇的。当天，从渔港出海捞海蜇的船一共三艘。加起来两万斤左右。今年收购海蜇的价格是2毛钱一斤，两万斤是4000块钱。
崔洪锁说，前些年，一艘船一趟捞个两万斤都正常。“而且，那时船多，最多达到一百四五十艘。渔港每天24小时运转啊！”一个捕捞季，能捞海蜇一亿多斤。
但这些年产量越来越少，去年，整个渔港才捞了30万斤。
效益不好，渔港从去年开始裁员。原来二十五六个人，如今剩下十四五个。“食堂也没有了。中午回自个家吃饭。”
渔港也开始整理一些副业，填平了一个池塘，抹上水泥用来晒海泥，用作养殖海参。
偌大的渔港水泥平台上，也开始晒小鱼虾，这些指甲盖大小的鱼虾，曾经只是用来捂肥的“垃圾”。
打海蜇，是这几年渔民出海的主要收入来源。根据水温水质情况，每年海蜇的产量也不同。对渔民而言，去年和今年都不是丰收年。但是，相比鱼，海蜇依旧是个大收入。因为鱼已经很少了，靠打鱼吃饭，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一艘40马力的船，出海打鱼的话，捞到100斤就算好的。
“前几年，啥样？”
提到这个问题，崔洪锁一下子来了精神。“这片水泥地上，前后七八个地秤，海货堆得满满的。各种鱼。大大小小都有。”
如今，水泥地上只有那堆渍着油花的小鱼虾。
村民崔成业一边与记者聊天，一边埋怨。在海边长大，吃了一辈子海货的他，家里从来不吃人工养殖的海鲜。但是现在他发现，想吃个海里捕上来的大鱼太难了。
最明显的例子，是自家冰箱里的存货。“以前，我们自己捕捞，光吃大鱼，小的都不吃。后来，慢慢变小，变小，现在冰箱里很少见大鱼了。”他双手比划着，两个食指间的距离缩小再缩小。
转行
没了鱼，海上捕捞的营生，也就自然慢慢褪化了。
崔洪钰，十八九岁开始打鱼，一打就是三十多年。
五六年以前，他去二十海里之外的海上打海蜇，看到“海蜇扑哧扑哧地游，成片成片的。我们在船上喝着好茶，抽着好烟，心里那个乐啊”。海蜇太多，网子总是封不上口，他们不得不先放掉一部分。五个小时后再回来，又是满满地封不上口，再放掉一些。
后来，这种场景就越来越少见了。去年开海，崔洪钰照旧乐呵呵地出海，和伙计们点上好烟，倒上好茶，准备收成。但是，网撒下去，海上静悄悄的，又等等，还是静悄悄，只看到少数海蜇进到了网里。他呆在船上发愣。
这样的光景持续了一个月，崔洪钰算了算，辛苦一个月没亏，但也没赚。
“我快刀斩乱麻，辞了伙计，停了捕捞。”船不能歇，捕了三十年鱼，船又不舍得卖。崔洪钰想了个办法，把船租给从厦门来的老板。
现在，崔洪钰变成了司机。
像崔洪钰一样，村里很多人选择了弃捕。但有些人干脆把船卖掉，将营生转向了陆地。
崔洪锁记得，去年秋天，村里来了一帮银监会的人。他们怀疑，村子里有人在洗钱。
这个怀疑有根有据。三年来，每到五月和十月，村子里的资金交易量大得惊人。最多的时候，每天两个多亿人民币。大量的钱在银行卡里转来转去，就被银监会盯上了。调查组进了村子，开始慢慢理清了头绪。
从2008年开始，卖船弃捕的人多了起来。这些人多数开始经营海参加工。他们加工的海参都是人工养殖的，从大连等地运来鲜的，他们再加工成干的。
崔成业就卖了自家一艘80马力的大船，从银行贷来款，转行了。
“加工海参是个用钱的活，没钱转不起来。”崔成业说，有个100万，要是遇上进货的时间，几天就用完了。按照去年的价格，他给《中国周刊》记者算了一笔账：一箱新鲜的海参65斤，是7000元。一天定一二十箱的货就需要有十来万元的成本。加工完的一箱65斤的干海参，能卖到7万元。一两箱交易就又是一二十万元的营业额。如今，全村做海参加工的有一百多户。赶到旺季，村口大街上就成了海参批发市场，全村日资金量达到两个亿也属正常。
搞清楚了缘由，调查组走了。
尽管已经做了三年海参加工生意，崔成业还是怀念打鱼的日子，毕竟那是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。
但海，已经不是祖祖辈辈生活的海了。
不仅仅是漏油
说起海水的变化，今年湾子口村的热门话题就是两个字——油渍。
“现在出海，有时就看见油花花的，一片片的。”崔洪钰说，“就五六年前，海还是焦蓝焦蓝的。”
租崔洪钰船的厦门老板，主要是捡蛤。鱼少了，捡蛤这个技术难活，重新被重视起来。
但真正到海底去捡，人们才知道，不光打鱼难，捡蛤也难。在海底，很多蛤都死了，只剩下两张壳了。大家都说不明白为什么今年死了这么多。
崔洪钰说，厦门老板前几天“跑到厦门躲债去了，还欠着我一万多块钱，海资源少了，做啥也不会大赚了”。
渔民们都知道，贝类每年都有一定的死亡率，在一定范围内是正常的，即使是养殖的贝类，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。但是，今年的死亡量尤其大。崔洪钰自己心里嘀咕，“污染了啊，海面上都油花花的，海底漏油能污染多少，这谁知道啊。肯定是海底比海面多啊。电视上不是说么，5500多平方公里海水污染，这范围得多大？”
崔洪钰说的污染，是指渤海湾蓬莱19-3油田漏油事件。此油田距离蓬莱43海里，是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在渤海湾里建的一个大油田。中海油占51%的股份。从六月份漏油以来，位于辽东半岛以及河北和山东半岛沿岸的多处渔民陆续反映：扇贝死亡率明显偏高。
嘀咕，总归只是嘀咕，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。崔洪钰听说，位于蓬莱东边的牟平县，距离康菲油田更远的地方，养殖的扇贝死了80%，养殖户们已联名上告康菲，但由于证据问题，至今还没立案。在河北的乐亭，也有这样的情况，扇贝成活率不足两成。
渔民们认为，像今年这种突然的减产，应当与漏油事件有关系。但就这些年的整体趋势来说，大的海洋环境恶化则是罪魁祸首。崔洪钰抱怨说：“那么多污染源，海水被污染了……”
距离村子五里地的入海口，也是个排污口，《中国周刊》记者打眼一望，沿着入海河道，千米左右的距离里，密密麻麻分布着陶瓷厂、电热厂、食品厂，还有一处因污染严重而关门的木业厂。下雨天，陶瓷厂的烟筒里白烟滚滚，空气中有股酸酸的指甲油的味道。入海口的淤泥积攒了厚厚一层，臭烘烘的。
崔洪锁站在桥上，使劲低着头往入海河道里看，“我小的时候，都在这里赶海。捡螃蟹。”
脆弱的渤海
半辈子打鱼的崔成业，一下子不打鱼了，觉得“憋得慌”。去年底，他搞了一条小船，出海了。当时，海里刮了一星期的风，他们的渔网一直在海里放着。等到风停，崔成业去收网。愣住了。
“网子里全是塑料袋啊什么的。一周了，有的鱼就在里面憋死了，包在里面都臭了。”
由于垃圾和鱼混在一起，一下子也分不开，他必须把垃圾也拉回家。五个渔网，满满的，堆在船上都冒尖，像小山一样。等回到渔港，岸上的妻子睁大了眼睛，“妈呀，这是弄了一船什么回来，花花绿绿的？”
捡干净了活的鱼虾，剩下的垃圾和死鱼虾装了满满一辆三轮车，当垃圾卖了110块钱。故事就像笑话一样发生了。
崔成业知道，“转行是对的，怀念也没用了。”
这不仅是渔民的感受。蓬莱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翟德强对《中国周刊》记者说，海里资源确实一年少于一年。分析原因，一方面是过度捕捞，还有填海等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。再者就是污染。沿海各种工业污染，一定会破坏海洋水质和生态。“电视上常见一些污水排放厂，一到检查时候就安装污水净化器，一不检查了就直接排放污水。而且，水是活动的，这个地方污染了，其他地方也会受影响。”
其实，蓬莱位于渤黄海交界处。按照地理位置，应当是受渤海湾工业圈污染相对较小的地方。但事实就是这般残酷，像湾子口这样的世代渔村，正在慢慢消亡。
蓬莱市水产研究所所长张榭令，直言快语，提到海洋资源，他一下子就说起康菲漏油事件，反问记者，“干嘛要在渤海湾里弄这么大个油田？”这个搞了半辈子海洋水产品的专家，说得有点心疼。
他指着地图，圈来圈去，“渤海就这么大，半岛一挡，它怎么循环？五十年才彻底换一回水。周边城市本来就多，工业区又多，污水排放量大。渤海，太脆弱了！”
据《2009年渤海海洋环境公报》显示，2009年，在渤海共发现4起油污染事件，发现4次赤潮。这片原本就脆弱的海湾，还承载了8个工业区。
作为捕捞大户的崔洪钰十分纠结。眼看着邻村的大皂村，已经没有一家打鱼的了。崔犹豫着，要不要卖船？
他的儿子不打鱼，在一家公司跑销售。崔洪钰和父亲对他的选择很支持，“捕捞，没有前途了。”但是，每每提到卖船，老父亲还是劝崔洪钰，“船不能卖，这是好几辈子的生活依靠。”
如今，一家三代，守着一艘船，一仓库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绿事件
近日，有媒体披露了资产规模近30亿元的河南宋庆龄基金会，十年来一直通过内部人控制的投资公司在当地投资、放贷的问题，迅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有关部门已对此展开审计和调查。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发表声明称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同地方宋庆龄基金会既无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，也无经济方面的经营合作与往来。公益慈善组织的一系列“见光死”事件，使重建公益公信力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。
9月16日，在第六届全国救助管理站站长交流会上，民政部决定从今年下半年起到明年年底，开展以“保护儿童、告别流浪”为主题的“接送流浪孩子回家”专项行动，力争在明年底实现城市街面基本无流浪儿童的目标。民政部同时要求，要改进现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的政策方针，变“自愿受助”、“简单接送”、“批评教育”为“主动救助”、“儿童优先”和“教育矫治”。
9月15日，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的“贫困地区孩子营养加餐项目扶贫月捐行动”在京启动。公众可以通过扶贫月捐的方式资助贫困地区小学生营养加餐。中国扶贫基金会承诺，将在其官方网站对捐赠情况及项目进展情况进行及时披露，定期邀请捐赠人、媒体等考察营养加餐项目学校，并定期提交项目进展及资金使用报告。
9月16日，有“中国首善”之称的陈光标，为了响应9·22中国城市无车日，亲手将自己一部还有3年才报废的奔驰当场销毁，美其名曰倡导低碳生活。陈光标的一次又一次行为艺术般的作秀行为，都引起社会极大争议。有人说是一种“高调”的勇气，有人骂其“变态”。面对公众质疑，陈光标称，要是大家记不住无车日，就继续砸他的宝马。
环保部有关负责人称，从9月16日起，各级环保部门将暂停审批工业园区外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项目的各类生产。环保部作出这一决定的背景是，近期化学品污染事件呈高发态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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